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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的历史沿革

发布时间:2019-07-26 00:4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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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孙中山便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意在引起国际实业界的响应。

  孙中山开发三峡水电资源的论著发表后,国民政府工商部曾于1930年初,拟在长江上游筹设水电厂,并着手收集有关资料和图表,但对坝区的勘察工作始终未能进行。两年后,即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持组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

  该队查勘后提出《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50万千瓦的低水头电站,总预算1.665亿美元。但这一计划也仅仅是纸上谈兵。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推行“金元外交”政策,企图独占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派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担任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到重庆后便与蒋介石密商设立中国战时生产局。

  1944年4月,任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建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

  在三峡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化肥厂,用向美国出口化肥的办法还债。潘绥报告一发表,就引起中美朝野的高度重视。

  同年5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John Lucian Sovage)博士应中国政府之邀抵达重庆。他到任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便冒险查勘西陵峡。查勘后,他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

  在该“报告”中,他建议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选定坝址、修建电站。该电站设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兼有防洪、航运、灌溉之利。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当时被视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

  1945年,中国政府原则同意萨凡奇的三峡计划。随后,资源委员会邀集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国家交通、农业、地质、科研等部门组成三峡水利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

  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组队入峡进行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资源委员会分别与美国马力森公司、垦务局就坝区地质钻探、工程设计等事项签约。根据合约,46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赴美参与设计。钻探、航空测量等各项工作也逐渐展开。

  1947年5月,在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劣的情况下,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奉命结束;8月,设计工作全部停止,除极少数人员留美外,大部分人员分批返回中国。三峡工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梦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到、、等时任中央领导人,无一不专程深入三峡视察。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主席先后6次召见“长办”主任林一山,都是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他对三峡工程兴趣浓厚,垂询甚多。

  比如,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坝区地质基础如何?水库会不会变成泥库?能不能长期使用?要多少投资?等等。

  1956年2月,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时,在武汉畅游长江并乘兴写成《水调歌头·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

  1958年1月、3月,党中央在南宁、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两大治江问题。

  周恩来总理与三峡工程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重大问题周总理无不过问。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

  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

  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又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自渝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对国家计委报送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

  198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上任不久,就过问三峡工程问题。他在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大堤后,到长江委了解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防汛情况。

  在150米方案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重庆市政府于同年11月间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重庆市认为,150米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米。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三峡工程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一些政协委员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乃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根据论证意见重编报告;

  (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新编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1990年7月6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

  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中旬,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编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再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根据对议案审查和出席会议代表投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要求国务院适时组织实施。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是日下午3时许,大会宣布投票结果:赞成票1767票,反对票177票,弃权票664票,未投票25票。

  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它的许多工程设计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纪录,主要有:

  1、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消减洪峰流量达每秒2.7-3.3万立方米,能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保护长江中下游荆江地区1500万人口、2300万亩土地,是世界上防洪效益最为显著的水利工程。

  2、三峡水电站总装机182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站。

  3、三峡大坝坝轴线台,双线级船闸+升船机,无论单项、总体都是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4、三峡工程主体建筑物土石方挖填量约1.34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2794万立方米,钢筋制安46.30万吨,金结制安25.65万吨,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5、三峡工程2000年混凝土浇筑量为548.17万立方米,月浇筑量最高达55万立方米,创造了混凝土浇筑的世界记录,是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水利工程。

  6、三峡工程截流流量9010立方米/秒,施工导流最大洪峰流量79000立方米/秒,是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7、 三峡工程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10.25万立方米/秒,是世界上泄洪能力最大的泄洪闸。

  9 、三峡工程升船机的有效尺寸为120×18×3.5米,最大升程113米,船箱带水重量达11800吨,过船吨位30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升船机。

  10、 三峡工程水库动态移民最终可达113万,是世界上水库移民最多、工作也最为艰巨的移民建设工程。

  1、综合工程规模大。三峡水利枢纽主体(含导流)建筑物施工总工程量包括:建筑物基础土石方开挖10283万立方米,混凝土基础2794万立方米,土石方填筑3198万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25.65万吨,水电站机电设备安装34台套、2250万千瓦。除土石方填筑量外,其它各项指标均属世界第一。

  ⑴大坝:三峡水利枢纽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式,挡水前沿总长2345米,最大坝高181米,坝体总混凝土量为1700万立方米,其大坝总方量居世界第一。

  ⑵水电站:三峡水电站为坝后式厂房。水电站单机容量、总装机容量、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水电站送出工程包括2回±500千伏直流输电,11回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送出工程规模居世界第一。

  ⑶双线五级梯级船闸:三峡工程梯级船闸是世界总水头最高(113米)、级数量多(5级)的内河船闸,其单级闸室有效尺寸(长280米、宽34米、坎上水深5米)及过船吨位(万吨级船队),

  属世界已建船闸最高等级的内河船闸。船闸最大工作水头49.5米,最大充泄水量26万立方米,边坡开挖最大高度170米,均属世界最高水平。

  ⑷单线一级垂直升船机:三峡水利枢纽升船机承船厢有效尺寸120×18×3.5米,总重11800吨,最大提升高度113米,过船吨位3000吨,水位变幅上游30米,下游12米等指标均超世界水平。三峡升船机属世界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升船机。

  3、金属结构居世界第一。三峡工程金属结构总量包括各类闸门386扇,各种启闭机139台,引水压力钢管26条,总工程量26.65万吨。其综合工程量为世界已建和在建工程之首。

  单项金属结构中,引水钢管的内径12.4米,永久船闸人字工作门挡高度37.75米,门高39.75米,运转时最大淹没水深17-35米,均属世界之最。

  三峡工程从最初的设想、勘察、规划、论证到正式开工,经历了75年。在这漫长的梦想、企盼、争论、等待相互交织的岁月里,三峡工程载浮载沉,几起几落。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20世纪90年代,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庄严表决,三峡工程建设正式付诸实施。三峡大坝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工程,耗时12年,总投资近1000亿人民币,是国家首批AAAA级风景区,是人力改造自然的象征。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孙中山便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意在引起国际实业界的响应。1919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遂将上文编译为《实业计划》发表。在《实业计划》之“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孙中山对改良长江上游水路作如下论述: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

  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及:

  “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比现在各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

  在这里,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长江三峡水力资源的丰富,强调开发三峡水电的重要性。这是所见关于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最早计划,充分显示出孙中山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的高瞻远瞩。 孙中山开发三峡水电资源的论著发表后,国民政府工商部曾于1930年初,拟在长江上游筹设水电厂,并着手收集有关资料和图表,但对坝区的勘察工作始终未能进行。两年后,即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持组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该队查勘后提出《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50万千瓦的低水头电站,总预算1.665亿美元。但这一计划也仅仅是纸上谈兵。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推行“金元外交”政策,企图独占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派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担任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到重庆后便与蒋介石密商设立中国战时生产局。1944年4月,任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建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化肥厂,用向美国出口化肥的办法还债。潘绥报告一发表,就引起中美朝野的高度重视。

  同年5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John Lucian Sovage)博士应中国政府之邀抵达重庆。他到任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便冒险查勘西陵峡。查勘后,他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建议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选定坝址、修建电站。该电站设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兼有防洪、航运、灌溉之利。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当时被视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

  1945年,中国政府原则同意萨凡奇的三峡计划。随后,资源委员会邀集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国家交通、农业、地质、科研等部门组成三峡水利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

  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组队入峡进行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资源委员会分别与美国马力森公司、垦务局就坝区地质钻探、工程设计等事项签约。根据合约,46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赴美参与设计。钻探、航空测量等各项工作也逐渐展开。

  1947年5月,在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劣的情况下,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奉命结束;8月,设计工作全部停止,除极少数人员留美外,大部分人员分批返回中国。三峡工程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梦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到、、等现任中央领导人,无一不专程深入三峡视察。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主席先后6次召见“长办”主任林一山,都是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他对三峡工程兴趣浓厚,垂询甚多。比如,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坝区地质基础如何?水库会不会变成泥库?能不能长期使用?要多少投资?等等。

  1956年2月,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时,在武汉畅游长江并乘兴写成《水调歌头·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

  1958年1月、3月,党中央在南宁、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两大治江问题。

  周恩来总理与三峡工程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重大问题周总理无不过问。林一山在其《周总理关怀水利建设》一文中说:从1950年初长江委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很关注长江的治理开发。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明确由周总理主管之后,周总理过问更多。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种长期而有效的支持,三峡工程早期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奠定如此良好的基础,恐尚有中止之虞。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又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自渝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对国家计委报送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

  198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上任不久,就过问三峡工程问题。他在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大堤后,到长江委了解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防汛情况。 在150米方案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重庆市政府于同年11月间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重庆市认为,150米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米。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三峡工程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一些政协委员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乃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根据论证意见重编报告;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新编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1990年7月6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1990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1991年7月中旬,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编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再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根据对议案审查和出席会议代表投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要求国务院适时组织实施。

  其时,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是日下午3时许,大会宣布投票结果:赞成票1767票,反对票177票,弃权票664票,未投票25票,当大会宣布三峡工程议案被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陈国阶:1965年8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1965年8月至今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前身为成都地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氟的污染与防治、环境评价、区域持续发展等。1965、1978、1986、1990年依次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其中1981—1983年公派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作访问学者。

  “对上海有利的没有了,例如,长江污染、海水倒灌、海岸冲刷等将加剧,对于长江口和东海渔业生态系统也将造成不利影响。”——谈到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时,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认为,将来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上海。

  陈国阶在凤凰网评论频道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三峡工程、水坝建设与环境研讨会”上,做了题为“三峡工程环境影响再认识”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从长江珍稀、濒危物种面临灭绝,库区水污染,陆生生态,地质灾害等多方面分析了三峡工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峡工程不纯粹是个技术工程,更多地会牵连到生态环境、政治问题、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与其他水电工程比较,我认为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有以下几个特点:

  综合性。可以说,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水生到陆生都受到了不同的影响。从大的自然系统上,包括地质环境(地震、山地灾害)、陆地生态系统、大气系统、水生系统、海洋;从社会层次,包括人文、文物、文化(巴楚文化中心);经济方面,包括城镇、农村、家庭,还包括工业、农业及其他产业;从生态系统层次上,包括基因、物种、种群、群落、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景观、自然地带等。总之,三峡工程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复合系统。

  流域性。三峡工程地处长江中上游的交界处,是在干流上将长江拦腰切断,改变了河流的形态,其影响包括长江的上游、中游、下游到河口,甚至到东海邻近海域。影响到全流域水资源时空格局的变化、水生态系统的变化和流域区域与部门利用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不可逆性。三峡工程造成对大量土地和耕地的淹没,对大批文物古迹的淹没。库区及周边是巴蜀文化的重要中心,有很多重要的文化遗迹,如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还有大量古墓群、古镇(如大昌古镇)。这些文物我个人认为对其挖掘很不够,很多文物和文化来不及系统研究就被淹没了。

  长期性。特别是一个生态系统受到了比较大的扰动以后,要重新恢复到一个新的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生态系统(库区水环境、生态系统重构)、坝下侵蚀、河口生态、气候、山地灾害、地震、河流动力学过程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今后的演替方向是正是负、是利是弊都需要长期的观测。

  不确定性。三峡工程是一个固定的巨大建筑物,起码会存在百年以上。它的设计和建设依据的是以往的气象、水文和地质资料。但是,全球气候变化将引起气候(特别是降水)、水文等的时空变化。变化的趋势和结果是否符合原来防洪的要求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如,诱发地震问题。由于全世界对地震的预报还没有过关,对地震发生的机理也知之不多,因此对水库诱发地震的问题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库区附近已发生多次地震。虽然没有造成直接人员伤亡,但是地震诱发更严重的山地灾害就是一个很不利的影响。

  我想补充一点,三峡工程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它的库尾有一个特大城市重庆城区,库区两岸是人口稠密区,分布着一大批城市、城镇、农村,对库区造成很大的人口压力、生态压力和污染压力。这在世界水电工程中是独一无二的。三峡库区是一个山区,又是一个人口稠密区、贫困区。我曾经概括了这么几句话:第一,中国版图中心位置上的边缘区域(渝鄂黔交界边远山区);第二,古代文明发源地的高文盲地区;第三,壮丽风光中的生态脆弱带;第四,长江黄金水道旁的闭塞区;第五,长江产业发达带的经济低谷区。在这种背景下,要它承受世界最大的现代化水电工程,其矛盾必定十分尖锐。就以百万移民来说,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不敢冒的风险。当今,三峡移民面临的困境将是未来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库区的水环境污染,也将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库区是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天然产卵场之一,原有11个产卵场,以忠县产卵场最大,蓄水后被破坏。白甲鱼、中华倒刺口、岩原鲤在渔获物种比例减少。三峡库区分布41种鱼类,其中2/5是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受到极大的危害。铜鱼资源因不适应静水生态,资源明显下降。白鳍豚几乎灭绝,白鲟、中华鲟、达氏鲟、江豚、胭脂鱼等也受到极大的冲击。

  城镇岸边污染带、港口、河湾、坝前、支流(如香溪河等)、底泥(汞污染)等污染更突岀。库区分布有重庆长寿化工园区、万州盐化工基地、涪陵化工基地(天然气)、兴山化工总厂(黄磷、工业磷酸、二聚磷酸钠)对库区水质构成巨大威胁;调查的23条支流中,半数以上出现水华,这是河流变成湖泊型水库之后富营养化的表现。三峡库区水质改善与库区产业发展将长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荆江南岸塌岸明显增加,部分河段冲刷量为建库前10倍。三峡工程的第一个要务就是防洪,但是我认为清水对于坝下江岸(特别是在河曲江段)冲刷,恰恰跟这样一个功能是相反的。所以这个问题在论证时虽被提及,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上海影响:泥沙、水量、优质水体变少;水污染物、盐碱化、海水倒灌将会出现。泥沙对于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过去平均每年要伸出四十米,如今没有了。对上海有害的增加了。

  库区消落带对景观造成严重的视角污染,对河岸的稳定性也造成威胁。三峡库区是水土流失严重区,山高、坡陡、耕地缺乏,退耕还林已实施多年,但在三峡库区还存在大量大于25度以上的坡耕地。

  例如,对小三峡、夔门等的影响就很大。有人认为,三峡山高1000-2000多米,水库才抬升100米左右,不会影响峡区景观。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感受高峡雄伟的最佳位置是在船上,能见的范围是两岸山体。相对高度只有几百米,水库蓄水以后急流变缓流,雄、奇、伟的感觉就大为逊色。

  175米试验以来,全库区发生新老滑坡变形200余起,塌岸百余处,不稳定库岸30公里,涌浪开始出现。库区22个区县地质灾害隐患点9324处,修建前为5512处,2003年蓄水后新增3812处。

  三峡库区是巴楚文化中心,拥有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地点——巫山龙骨坡遗址、巴国王陵——涪陵小田溪墓群,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涪陵白鹤楼、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对他们的历史和价值来不及系统研究和深度挖掘、评价就被淹没,一批无价之宝丧失,实是可惜。

  三峡工程之后,各地、各部门对水资源的争夺加剧,湖北省要调长江水去汉江,江西省要在鄱阳湖建闸,洞庭湖也另有一翻打算。加上长江上游无数的水电站的建设,未来长江将不可能是一条健康的河流

  自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庄严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后,三峡工程经过了近十年的建设历程,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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